最快乐的抑郁症患者

抑郁症是一条“黑狗”。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,全球人口中每25个人就有1人患有抑郁症。我的朋友老罗带着这条“黑狗”,却乐活得让我们有些抑郁。一一会儿一个想法的老罗,我总担心他有8只手8条腿也忙不过来。我是2012年认识老罗的。他快满60...

抑郁症是一条“黑狗”。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,全球人口中每25个人就有1人患有抑郁症。我的朋友老罗带着这条“黑狗”,却乐活得让我们有些抑郁。

一会儿一个想法的老罗,我总担心他有8只手8条腿也忙不过来。

我是2012年认识老罗的。他快满60岁了,精力却比年轻人更旺盛,能24小时连轴转不带歇的。早晨跑去肿瘤医院姑息科室做临终关怀,临中午了回到家,一边吃饭一边刷人人网(是的,那时候人人网还不是直播平台),和愤青学生大战三百回合,下午带带孙子遛遛狗,或者去图书馆查资料,开个文档为他爸写传记,晚上还要穿过黄浦江去一个自杀干预热线当志愿者。

他干瘦、有点驼背,脸上都是皱纹,后脑勺的头发总是翘着,不加保养的生活状态,使他看着比同龄人要老一些,但他根本无所谓——六十多岁的人了,还他妈在乎看上去老五六岁?

老罗的确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的形象,他自说自话、热情过头,大概有人会觉得吃不消。对他吃不消的人,我就见过至少3个:其中一个就在自杀干预热线的工作室里,一个志愿者脸色阴沉沉地叫他滚蛋,原因是他把我们带过去参观,还咋咋呼呼的,影响了人家的工作。

下完逐客令,那个志愿者还没解气,又追究起他不专业的干预工作:“有见过你这样不负责任的吗?你为求助者做危机等级分类了吗?你帮人家做精神状态评估了吗?还有,你的干预话术也不专业,照我来看,根本就是捣乱……”

老罗一点儿也没生气,还拍拍人家的肩膀:“哎呀我就是个玩票,用的也是土办法,跟国际自然不能接轨。”

但大吵一架后,人家还是接着请他去做志愿者,因为没多少人能像他那样任劳任怨值晚班。

这下轮到他老婆吃不消了:“你说偶尔值一次两次班也就算了,三五天就通个宵,还是义务的。这不是欺负人吗?”

噢,老罗,就是我的抑郁症朋友。这两年抑郁症的科普贴越来越多了,但前两年,这种隶属精神病范畴的疾病,在大多数人心中是很忌讳的。而老罗,是上海第一个站出来面对媒体承认自己患过重度抑郁症的人。

我很难把老罗当成平常人,他浑身就冒着不平常的气质。

首先,他喋喋不休。头一次见面,我们在他家的客厅里聊了8个小时,那个冬天特别冷,他家空调坏了,又敞着阳台门,聊到后来,我快冻僵了。他却像一个永不熄灭的热源,手舞足蹈,侃侃而谈,期间有工人上门装空调,他一边监工,一边竟然嘴不停歇,语速极快,整整8个小时聊下来,信息量大到我可以写一本书。

后来我们成为朋友,我才发现,他的喋喋不休只是无限热情的症状之一。每到大年初四,他都会自掏腰包,宴请他的“江湖朋友”——一起做过志愿者的学生、白领,采访过他的记者,被他资助过的贫困生聚餐。算来已经8年了,他的老婆对此又有点吃不消了:“聚一年两年么差不多了呀,年年搞,正常日子还要过伐?”

还有一次,他带我去肿瘤医院的姑息科室,如果说肿瘤医院的病人最绝望,那姑息科室又是最接近死亡的地方——这里躺着的,几乎都是正在接受临终关怀的晚期病人。

我太害怕了,一走进那条走廊就觉得天昏地暗,老罗看到我脸色发白,哈哈一笑:“丫头,这样还做记者呢?如果因为采访需要,报社让你来这儿蹲点三个月,怎么办?或者报社让你去卧底做乞丐,你又怎么办?”

“我不干。”我回答他。

“如果非要你这么干呢?”

“我还是不干。”

“要是不干你就失业了呢?”他穷追不舍。

我靠,那次差点就翻脸了。

多年前的老罗不是这样的,他是个法官,大部分时候冷静克制,这种正经无比的职业,让他在照片上看起来涵养很好,风度翩翩。这份职业给他带来了两个难以磨灭的影响:第一,直到现在下笔写作,他还是字斟句酌,一个形容词都不敢用,仿佛写判决书;第二,他患上了抑郁症。

45岁,老罗在看材料时昏迷了,随后心口和后背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疼痛——查不出病因,却是真实的疼痛,疼到他茶饭不思、日夜失眠,疼到某一天时,他的大脑中再也不能分泌令他快乐的化学物质,于是他没法控制自己了,每天琢磨“我的一生有多倒霉”。

他形容,所有的光明和快乐,就像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一样,飞速地向前跑,把我一个人远远地甩在后头的黑暗里。在这样的黑暗里,无数悲伤的往事被唤醒。

“在我们家,我哥是长子,姐姐是唯一的女儿,弟弟年纪最小,他们都有被宠爱的理由。唯独我,爹不疼妈不爱。有时大家吃着饭,突然想起来,咦,怎么少了一个人?这才发现我一个人蹲在墙角边。”想起这些,这个生命鼎盛时期的中年人,仿佛又回到了无助的童年时代:是不是从我出生那一刻起,就注定是多余的那一个?

病因是恐惧。16岁就上山下乡当知青,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,他总因为这个怀疑自己。法官又是如此专业的一门职业,随着法律体系的完善,各种条文和新型案件的增多,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难以应付。

这种心虚感从第一次上法庭时就有了,他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,看着公诉人、律师、原被告及旁听者陆续到场,手脚都发凉了,“眼里看出去的都是晃动的人影”。

发病前不久,他参加了一个饭局。几个年轻法官过来,要认识一下他这个业内的“大哥”。老罗端坐主座,一个常带几句英语的海归法官拿着饮料来敬酒,说:“我们战斗力不行,您老随意……”老罗脑子里就嗡地一声炸了,“这年头,江湖规则都改了?我英语不会、电脑不行,又是‘野路子’学历,拿什么跟人家比?现在可好,饮料都能当酒敬,我拿什么去跟人家比?”

除此以外还有摆不平的人情关系。有些明里暗里的规则,他知道是错的,也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,可就是过不了心理关。以至于到后来,他差点给来托关系的人跪下了:“你以为我是法官,处尊居显、高高在上,其实你们全是我大爷。我见到你要拱手,求求你放我一马。”

听到这里我觉得真难受,他是我头一个认识的,真正意义上学不会圆滑的人。他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,正直的个性竟然会把人逼上绝路。

后来我在网上看到“社病我药”这个说法,哈哈大笑的时候,转念又觉得,用这个词来形容老罗的命运再精确不过:“社会病了为什么要我吃药?”

他曾跟我形容过得抑郁症之后的绝望,那是一眼到头,望不到边的灰色。他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阳光和色彩,没有快乐的理由,没有任何值得奋斗的动力——只有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:怎么去死呢?

他在脑中胡思乱想:跳楼可能会摔残、安眠药不太好买、开煤气可能会炸掉半层楼,上吊呢舌头又拖得那么长……每一种死法看似都不完美,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的生命。同时,他也于绝望之中,认清了人性中这种微弱的生之本能。病愈之后,他帮助许多病友摆脱了抑郁症,靠的就是唤醒这种生命中最原始的力量。

而当时,他孤立无助,并拒绝其他人的帮助,在强大的心魔前无能为力,死亡像海妖塞壬般唱着歌,远远地诱惑着他,他觉得,“我一定要死,不能不死”。

曾在知乎看到一个数据,经历过一次发病的抑郁症患者,至少有50%会有一次或多次的复发;而经历过两次发病的患者里,至少80%会再次复发。平均来说,一个患过抑郁症的人,一生可能要面临4-8次的复发。而另一项数据则显示,抑郁症的致死率如此之高,仅次于癌症。

自从和老罗相识,面对“抑郁症”三个字,我不敢再有丝毫轻率了。

有一回失眠,整整4天没睡过整觉,人熬得都发飘了,打电话给老罗询问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,他连症状都没多问,就哈哈大笑说:“拉倒吧,丫头,别把小事想那么严重。吃片安眠药,过一晚就好了。”

自从公开自己是抑郁症患者之后,他几乎每周都收到求援的电话。其中,有像我这种单纯失眠的,也有欠了赌债想自杀的,当然,大部分是真正的抑郁症患者。他告诉我这个事实的时候,我吃了一惊,并没有想到抑郁症的发病率竟然如此高。

老罗对求助来者不拒。他的开导方式也特别,“我也得过抑郁症,两次,我告诉你我是怎么走出来的……”随后,便笑嘻嘻地开始了喋喋不休。他开导一个脸色阴沉的姑娘时,我曾躲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,那个场景竟让我有些沉醉:他像一个快乐的发光体,源源不断地透出温暖的光来。

他还跟我得意地说起过自己一种特别的助人方法:他常打电话给自己过去的同事或下属,让他们“开后门”帮人安排工作——帮助的对象,是与他非亲非故,在做公益时结识的家境贫困、品学兼优的大学生。

我说:“哎,老罗,这样做似乎不公平啊?”

他说:“既然这个社会还有这操蛋的潜规则存在,那就让潜规则发挥点正向作用吧。”

几次下来,他的老同事看到他就头疼。但老罗既惹不起,也躲不起,某某法院的院长出差回来,看到老罗好整以暇地坐在他办公室喝茶,表情如见了鬼。老罗喝口茶,慢悠悠地开口说:“人在这世上,多少都有点债要还,我帮这孩子就是为了还我以前的债,你呢?”

几天后,老同事回电,带着点怨恨和不得不服的敬佩说:“办好了。” 听到这里,我也不得不服,拍手称快:“老罗你对为富不仁者真有一套,可以改名叫罗宾汉了。”

可老罗听过这句,神色又严肃起来:“丫头,别这么说。其实他们都是好人,老罗退休那么多年,早就对他们没什么实质影响力了。但他们还愿意帮我实现助人心愿,也都是有善心的人。”

他总结说抑郁症让自己的性子变了,从前嫉恶如仇、性如烈火、追求完美,现在不一样了,“凡事搭把手就行,60分万岁”。汶川大地震后,他6次去灾区做志愿者,为孩子们做心理疏导。在重灾区,看到人间地狱似的场景,同行人都心有悲戚,唯独他不愿意多受影响,上午做完事,下午就提着相机游山玩水去了。

他再不屈从于任何规则,既不与黑暗同流合污,也不接受道德绑架。他拥有自己的道德律,他说这就是想开了,真正的想开了。

有一次他说起自己年少的时候,因为成分不好,没资格干革命,就加入了全国大串联队伍。那时,只要拿学生证去开个证明,就能免费坐车去全国各地。他和几个同学一起,挑一个初秋,坐火车一路向南,途经革命圣地就停下来参观一番,就这样一路停停走走到了井冈山。在井冈山脚下往上看,云雾缭绕、郁郁葱葱,几座山峰直耸入云。当地人告诉他们,最高的主峰居中,景色最为瑰美。

但老罗爬上主峰之巅后,却感觉特别失望。他看到周围连绵群山被云雾环绕,而他的脚下却是乱石堆叠的光秃秃山头。从那时起,少年老罗就懂得了一句话,叫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。

在与抑郁症抗争的无数个不眠之夜,他都会想起在山巅的那片刻时光,想到自己从少年时开始,太要强的心理就在心中埋下发病的种子,渐渐成了偏执,最后差点要了他的命。

55岁,他从抑郁的阴影中走出来,开始体悟心宽的哲学,从那以后他把一句诗挂在嘴边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。

“他依然是一个走正道的人。”很久以后,在采访本上,我写上这样一句话。

有时候想想,我俩相差近40岁,竟然能成为朋友,真是不合常理。尽管老罗仍然带有抑郁症痊愈后的轻微躁狂症状,尽管他对生活的折腾让我偶尔有些吃不消的担心,但我仍然喜欢这个朋友。

原因呢?我缺什么,就要什么。我喜欢看到他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,喜欢看到他在洞察世事之后,又能做到心灵与外物相协调。在岁月与吃亏中我正变得虚伪圆滑爱假笑,自私贪婪得过且过,看到他这样的人就会忍不住亲近,想寻求一个伟大灵魂的庇护,想蹭一些真善美的光芒。

如今,我也在他每年宴请的名单上。无论多忙,那一天我总会推掉杂事,前去赴约。 明明是他请客,可每当我到地方后,总见老罗举杯致意:“丫头大记者,谢谢你能来。”

也许就在那一刻,我发现,他仍然恐惧着。

尽管从抑郁症的阴霾中走了出来,但他仍然警惕着这只死亡的黑手会在什么时候不期然地卷土重来。为此,他用一种让人吃不消的方式折腾着生活:他当志愿者,他喋喋不休,他帮助贫困大学生,他为病友做免费咨询……

而我们都知道死亡终将来临,不以抑郁症的名目,也会因其他原因。他曾带我体验过死亡:我躺进过一个货真价实的棺材,望着棺材顶的那一刻,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海德格尔的那句话—— 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前,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不朽的。

因此,生死之事,最终要靠着自己去解决。绝望、恐惧和死亡,它们将作为生的对立面永生,好在,人类与之对抗的勇气和智慧,也将一直一直地,存在着。


作者德川咪咪,现为真实故事签约作家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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